一、罗家坝遗址基本情况

 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处于中河与后河交汇的二级阶地，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由罗家坝外坝、罗家坝内坝和张家坝三个独立的自然单元构成，系全国第二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被发现。遗址总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其核心区面积约70万平方米。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东周时期和两汉时期，主体年代为东周时期。2001年，国务院公布罗家坝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2016年、2021年又分别被国家文物局纳入“ 十三五”、“十四五 ”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是目前国内巴文化研究少有的大型遗址之一，也是本世纪发现的保存最好、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巴文化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于 1999、2003、2007、2015、2019 至 2023 年，先后九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约 5500平方米，清理东周至西汉中期的墓葬 240余座，出土各类珍贵文物3000 余件。 其中，2019 年罗家坝遗址 M132 出土了一组连排猪形铜腰带，是一件在西南地区极为罕见的饰品，其使用性质以及蕴含的文化价值，一时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

二、“猪” 的原始崇拜

     据考证，猪的驯化养殖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古时，“猪 ”与原始宗教崇拜紧密相连，并非只有食用价值，人们一度将“猪 ”称为“地母”。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曾出土了疑似家猪的遗骸（《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动物骨骼的稳  定同位素分析》 一文确定其为野猪，而在河 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浙江余姚河姆  渡等遗址也出土了距今 8000～7000年前的猪骨或陶猪，根据专家对这些动物遗骸的形态分析，推断这些猪处于亚洲野猪和现代家猪的过渡阶段 ， 也就是所谓的 “原始家猪阶段 ”。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已知最早的家猪  出现在距今 9000多年前的舞阳贾湖遗址，而葬猪的习俗则是从7000 年以前的磁山文化开始。王仁湘先生在梳理各地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后，提出“ 葬猪 ”这一习俗大概以山东为中心，北达松辽，南逾长江，东濒大海，西至陕甘，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 葬猪的习俗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丧葬行为，属于“原始宗教 ”的一种表现。

      在猪尚未被驯化的时候，野猪因为具有强大的力量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成为广大先民崇拜的对象，当时有些原始部落甚至将野猪当作图腾， 成为勇敢、有力的象征。商周时期，祀典盛行，商代的祭祀分为大牢、少牢两种，而祭品主要为牛、羊、猪，猪也就是 “ 豕”。根据资料梳理，商周时期的祭品是分等级的，如奴隶主的祭品为牛，巫师的祭品为羊，士庶以下普通平民的祭品为豕。不仅如此，商周时期铸造了大量象征权力的尊，其中就有造型不同的猪尊，如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出土的猪尊，以猪为造型的铜器作为王侯、贵族的礼器，可见猪在当时的崇高地位。而古人用猪头、猪颌骨随葬，以此护卫的死者灵魂，这种葬俗被认为是一种通达神明的原始巫术 。

     纵观历史 ，古人原始崇拜的对象往往是人类依靠个人力量战胜不了的自然力，或是关于善于繁殖的一个物种，而猪同时具备这两种属性。当然，古文献也有大量“ 豕祸 ” 的记载，如 《左传 · 庄公十八年》 记载，齐襄公被豕吓得掉下车伤到了脚，反映出古人心中对猪的恐惧程度高。古代北斗信仰也呈现了大量猪神的形象，历代笔记小说中记载了猪为水神 、雨神 、雷神的形象，有的文献还将猪奉为地母、丰产之神 、财富之神等。由此可见，猪在古人的心目中是尊贵的神灵， 而非当今人们观念中的好吃懒做的象征。在原始宗教中，北斗（包括北极）的属性与猪神的属性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水、北方、冬季、黑色等等，这正是民间以猪象征北斗的心理基础，而中国道教和佛教中的北斗信仰都是在中国早期北斗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必然受到猪神崇拜观念的影响。

      此外，猪在巴文化发展演变传承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见证了巴文化的交融交往与传承发展。徐显之研究 《山海经》 时发现，“猪 ” 一度作为宗教崇拜的图腾存在，他在《山海经探源》中记载了 46 座山， 其中， 20 座山的山民崇拜马，其余26座山的山民都崇拜猪，可 见猪在原始宗教崇拜中有着深厚的基础。而《山海经  · 海内经》记载有“ 西南有巴国 。 大暤生咸鸟 ，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 ，后照是始为巴人 ”，这里的“ 巴国 ”指的应是生活在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上该地区的 一些少数民族曾以猪为图腾， 近些年有些学者认为巴人后裔的一支——土家族 ，过去曾有戴猪面具的习俗，直至今日，土家族仍保留着  “ 摔刀敬猪神 ” 的风俗 ，因此推测巴人也有可能崇拜猪。

图一    罗家坝猪形铜腰带线图

三、比较研究

（一） 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猪形铜腰带

      罗家坝遗址位于巴文化腹地，巴人自古崇巫， 素有“ 巴巫 ”的称呼， 巴人善巫，是事实而不是臆想。早在 2019年罗家坝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 9座巫师墓，其中 1座墓葬出土了 1件猪形铜腰带，而在其他墓葬中也发现了陪葬猪骨的现象，“猪 ”元素在罗家坝的出现并非偶然。猪形铜腰带 （图一） 长 26、宽 3.8 厘米，带钩处呈兽头钩首，钩颈细长，钩腹焊接一铜猪，其后以环纽连缀三排铜猪，整体呈现出的内容是两只大猪带领一群小猪，原件应为24 只猪，现存23 只 （2 大 、21小，呈行进状，钩尾一  猪稍大，后面紧跟一名执杆鞭的牧猪人。钩尾大猪的背面为圆形钩纽 。猪形铜腰带出土于 一座不到 10岁的孩童墓葬，目前考古工作者还在进行人骨及 DNA鉴定，关于“小巫师 ”是否为家族传承等后续问题，相信鉴定结果届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巫师的信仰与传承制度。仅见于先秦时期巴蜀墓葬中的动物形腰带，是 一类造型独特的文物。在我国商周以及更早时期，猪作为重要的动物形象出现在中国北方草原中以及与此同时期的西亚岩画中 ，体现了古代东西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交融，而猪的形象或是一种拥有财富的象征。另外，值得思考的是，罗家坝猪形铜腰带 24头小猪组合应当不是 古人随意为之，其数量让人们不由想起“二十四节气”，两者是否具有内在联系， 还需继续研究。

塔加尔文化中的萨拉加什期发现了少量的卷曲野猪纹的饰牌 （图三1）， 野猪的吻部较长，首尾相接。

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野猪形带饰 94 件，占玉皇庙墓地出土带饰 3%， 皆为静立的野猪。其中，Ⅰ式为中空圆雕 （图三，2）， 作垂首直 立状 ，长头尖耳短尾， 同造型的共 89 件 。Ⅱ式为浅浮雕（图三， 3）， 垂首直立于一圆环上， 前后蹄 、尾端各有 1 个平口嵌窝 ，直径为 0.2 厘  米 ，背面上端有 1 个横向条形穿鼻 ，纵向穿孔。

龙庆峡墓葬（图三 ，4） 出土野猪纹饰品， 野猪吻部朝下， 四肢直立，脊背微微上拱，背上有纵向排列的双环钮，短尾紧贴于臀部，肩背与尾部上的刻划纹较为明显 ，身体肥胖，立体中空。

水涧沟门墓葬 （图三，5） 出土 1 件野猪纹饰品，长约 2.5 厘米，野猪吻部与四肢能够辨认，脊背微倾，背上有钮，短尾贴合于臀 部 ，身体肥胖。

其余一些墓葬出土的铜牌饰 ，在简报中通常被定名为“ 野猪纹饰品”，李宜峰、杨建华在 《东周时期野猪纹饰品所反映的文化交往》 一文中，根据动物纹铜牌饰的形态，与已经确定为的野猪纹牌饰的器物作对比，认为这些动  物纹牌饰均为 “ 野猪纹”。如柴湾岗 M12 出土的动物纹牌饰，发掘报告中称为 “ 狗形饰”； 西岗 M11出土的动物纹牌饰，发掘报告中称为  “ 伫牛饰”；五道河子战国墓 M1 出土的动物纹牌饰，发掘报告中称为“金牛牌饰 ”等等。上述牌饰造型其实皆为野猪造型，说明在东周时  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中还未有家猪形象出现。而游牧民族的猪形饰品主要将其作为财富的象征，体现了猪的社会文化属性。野猪造型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也反映了山地森林民 族狩猎业的文化特征。从北方出土的猪形牌饰可看出，罗家坝遗址出土猪形铜腰带是巴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流，且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的具有新型文化特征的器物。

四、猪形铜腰带文化意义

（一） 文化背景下的象征意义

中国早期的服饰大都没有纽扣，皆用一些小带子系合，只用在衣襟连接处，这种小带称为“ 衿”。为了避免衣服敞开，先民们用一根大带系在腰间，这种大带称为“ 腰带”。而腰带流行于北方地区，是从赵武灵王提出“胡服 骑射 ”开始，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在胡服影响下，金属带饰得以保留下来，如兵马俑出土的陶俑腰带 （图四） 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腰带作为舆服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区分阶层的标志。先秦文献中记载有 “绅长，制 ：士三尺 ，有司二尺有五寸 ”。商周属青铜时代，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先秦时期是哪类人使用铜制腰带，但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只有高等级阶层才能使用青铜器，因此青铜饰品的使用者为高等级阶层。

 猪元素的使用不是偶然为之，同期发掘的墓葬中也发现有猪骨，黄河流域也很流行葬猪。猪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肉食来源，特别是出现人工圈养猪后，拥有猪数量成为评估人类财富的重要象征。古时医疗条件较差 ，人类生活环境恶劣，寿命普遍不长，出土这件猪形铜腰带的墓主人也仅仅十岁左右 。而猪的繁殖能力强，在人口稀少的古代，一个部族的人 口数量可以衡量部落实力，因此，古人将猪敬为地母，当做生殖神供养。

（三） 与其他遗址出土文物的联系和比较

纵观巴文化辐射地区，除了在陪葬的动物骨架中发现有猪骨以外，基本没有发现其他猪造型的器物，仅在长阳发现过一件乐器。1992 年出土于长阳官家冲的猪形铜磬 （图五），整体呈板状猪形，脊部饰凤鸟，器身有对称分布的十个乳钉纹及云雷纹雕饰。经测定，该磬的音阶至少有D （E）、 F（G） 两个，十个乳钉的音高各不相同。它的发现改写了我国早期乐器只有石磬和玉磬的传统认识，是研究殷商时期音乐及礼仪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有学者认为青铜猪磬发现在山岭之中，说明青铜猪磬的出土地点为宜昌长阳是经过特别选择和特殊途径有意为之的，猪磬可能是祭祀山川、神灵之用。笔者认为青铜猪磬应是流散到长阳的，商周时期巴人从宜昌可直达豫西地区，且巴人多次与商王朝作战，古籍文献也记载有巴人助武王伐纣， 因此青铜猪磬可能是通过战乱流散到长阳之地，或是周王朝统治者为奖励巴人伐纣有功，赐予巴人的吉祥之物。这件青铜猪磬与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猪形铜腰带都用于祭祀、通神，是祭司的一种 “ 法器”，并非普通人能够使用。这两件器物同样使用猪的元素，但所处年代相距千年之久，说明在巴人的历史上，猪的地位不可替代。

五、结语

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猪形铜腰带是巴文化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之一， 为了解古代巴人的社会制度 、经济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情况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从文化内涵上看，猪形象在巴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巴蜀地区的古代民族以养猪为重要经济来源，猪被视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因此猪形象在巴人的服饰 、器物 、墓葬等方面都有所体现。铜腰带作为巴人贵族的服饰之一，上面镶嵌有猪形象的装饰，既彰显了佩戴者的身份地位，也反映了巴人对于猪的崇敬和喜爱 。其次，从历史考证上看，这件猪形铜腰带直观地反映出战国时期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处于政治 、经济 、文化的繁荣时期，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巴人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铸造技术，开始制作具有巴人特色的青铜器，而猪形铜腰带的铸造技术和装饰风格，不仅体现了巴人的独特审美和工艺水平，也反映了巴蜀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最后，从人类学角度上看，这件铜腰带的发现加深了人们对古代巴人的体质特征和饮食结构等方面的认识。古代巴人和现代人生存的环境有很大差异，他们以捕鱼、狩猎 、种植为主，食物结构也与现代人有很大的差异。通过研究这件猪形铜腰带上猪的形象内涵和铸造技术，可以进一步了解古代巴人的生活环境和食物结构，揭示巴人的生产、生活特点，对于认识古代巴人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