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巴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直到唐代还依然经常出现在诸多文人墨客的笔端，如顾况的“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白居易的“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等等。可以说这些描写巴人生活的诗词一直贯穿于华夏文明史。

袁智勇：是的，在宋元明清的诗歌作品中也多有描写巴地风情的诗歌，如北宋张先的“巴子城头青草暮，巴山重叠相逢处”，元代周巽的“巴人缓步牵江去，楚客齐歌行路难”，直到清代陈维崧的“女娥祠，巴子国，看历历晴川，萋萋芳树”等等，这些文学书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巴文化的绵延赓续。关于巴人的文献记载，在记载唐代历史的典籍中依然能找到其蛛丝马迹，《新唐书·南平獠传》中就记载了贞观年间朝廷平定陕南“山獠”的史实，而獠人就是巴人的一支。在今天的商州、镇安等地还发现近千个巴人曾居住过的山洞，而这一批人在唐代以后才不见记载。测方面说明，虽然巴蜀在秦时被灭，但是巴人在其他的区域依然生存延续。

主持人：是的，可见巴文化的历史时期很长，所涉及的地域很广阔，一直扩展到陕南的北边，快接近关中了。不难想象，巴文化的内容自然也很丰富了，那么袁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什么时候人们才开始关注巴文化的呢？

此后巴蜀文化作为专项研究正式步入了学术殿堂的研究视野。

主持人：刚才袁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巴文化研究开始被学术界所关注，并且有了专门学刊登载这些成果，对巴文化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我们对巴文化的研究背景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关于巴文化的研究大至可分为哪几个阶段呢？

袁智勇：从上世纪30年代算起，巴文化研究已经有了90余年的历程，可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刚才介绍的算开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关于巴文化的研究，这是基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来断代的。在此基础上，其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主要根据考古发掘和当时的研究情况作为依据。

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算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部门在配合工业和农业等的建设过程中先后在四川、湖北地区发掘了大批古遗址、古墓群，包括新石器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汉以后各历史时期。这期间影响较大的考古发掘是巫山大溪遗址的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整理者后来提出了“大溪文化”的命名；其后发掘的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其文化性质也属于土著文化，同时受外来文化影响。其次，广元昭化宝轮院和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两地墓葬多为船棺葬，冯汉骥先生在《四川古代的船棺葬》一文中认为：四川古代船棺葬“与战国时期的巴人应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四川省文物部门在涪陵小田溪发掘了3座巴人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不管是数量还是精美度，都是过去四川战国墓葬中少见的，据此，有学者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认为是“巴王墓群”。

同时在泛巴区域的其他地方也有相应的考古发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江西陵峡及附近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50余处，他们把这些文物大致分为四类。后来湖北省文博工作者在西陵峡地区调查发现了大批古文化遗址。他们得出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组相似的结论，那就是第一类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有着很大的共同性，其他几类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于西周和东周时期。到了70年代，考古部门对宜都红花套遗址、宜昌白庙遗址和中堡岛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葛洲坝施工区的宜昌等地发掘的战国秦汉墓葬多达100余座，这批墓葬无论是战国的，还是汉代的，都有浓厚的巴文化元素。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考古发掘与当时国家的水利工程建设紧密相连，主要集中在湖北、重庆沿江一带。

这时期的代表性研究论文如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蒙文通的《巴蜀史的问题》，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化续论》，冯汉骥的专题演讲《西南古奴隶王国》，后来收录到了《川大史学·冯汉骥卷》一书里，还有庄燕和的《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后来庄老师在此文基础上写成专著《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专著当属70年代末期童恩正先生的《古代的巴蜀》，书中从巴族早期的历史、巴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巴的社会经济、巴国境内的各种民族等方面对巴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探讨，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有力的推动了巴文化的研究进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40多年里，编撰出版的巴文化研究书籍非常多，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这时期的专著比较多，如顾颉刚的《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徐中舒的《论巴蜀文化》、蒙文通的《巴蜀古史论述》、邓少琴的《巴蜀史迹探索》、任乃强的《四川上古史新探》、管维良的《巴族史》，林永仁、来层林著的《巴楚文化》，段渝的《四川通史·先秦》，白九江的《巴人寻根—巴人、巴国、巴文化》《巴盐与盐巴》，应骥著的《巴人源流及其文化》等等，这个时期的著作和论文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质的飞跃，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量考古发现的支撑下，众多的研究学者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等等学科对巴文化进行了综合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让我们对巴的历史断代和渊源、地域范围和族群构成等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对巴文化的一些细分领域如巴人的语言文字、图腾崇拜、巴地民俗等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巴文化研究的内容也愈来愈丰富。

主持人：通过袁老师刚才的介绍，我们感受到建国以来学者们对巴文化研究的热情不断高涨，那么这个时期达州的巴文化发展的怎么样呢？

袁智勇：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宣汉罗家坝和渠县城坝遗址的持续考古，达州的巴文化逐渐蓬勃发展了起来。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罗家坝附近的村民陆续在耕田锄地时发现了一些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多数卖给了当地的废品收购站，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得知情况，随即在废品收购站征集了一批青铜器，并将该遗址定名为“罗家坝战国墓地”。后来罗家坝遗址遭遇洪水，沿河一侧因为垮塌而露出一些墓葬，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弄清了该遗址是由新石器时代和东周时期文化遗存组成的。截至目前，罗家坝遗址先后已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共清理东周至西汉中期墓葬200余座，完整地呈现了川东地区晚期巴国的形态，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等级最高的先秦时期巴文化遗址。

近些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达州先后出台了《达州市推进全国巴文化高地建设实施方案》、《达州市巴遗址遗迹保护条例》、《达州市全国巴文化高地建设展示利用总体规划（2019—2030年）》等重要文件，先后召开全国性的巴文化学术研讨会5次，出版专著10余部，撰写论文500余篇，达州的巴文化研究和创新运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主持人：通过袁老师的梳理介绍，让我们对巴文化的研究现状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那么针对今后巴文化的研究阐释方面，袁老师能不能谈谈自己的观点？

袁智勇：上面介绍的巴文化研究史的内容实际上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针对主持人刚才的提问，我就不怕贻笑大方，谈谈我的一点粗浅认识。

结合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探索巴文化研究的路径，宏观层面：一是在研究巴的起源和发展时要将历史文献的梳理与科学的逻辑推理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华文化的大历史框架下去科学合理的推断，避免被众多的枝节材料所淹没；二是把文献记载与田野考查相结合。要把史籍记载和实地调研要相结合，尤其是与考古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三要批判性继承与开拓创新。巴文化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学术界在某些领域依然没有统一的观点，这就需要研究者围绕核心问题在前人基础上批判性的开拓创新。

微观层面上：一是要重视考古在巴文化研究体系构建中的作用。从事巴文化的研究需要从考古学入手，这是巴文化的载体，也是深入研究的进阶基础；二是要夯实文献资料的整理。现有文献整理大多被冠以“巴蜀”字样的名称，单独系统的对巴文化文献进行整理的，目前很少；三是要强化研究阐释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巴文化研究阐释要为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积极主动参与地方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是丰富巴文化研究阐释路径的实践思路。四是构建巴文化传播体系。加强泛巴区域的传承创新合作，形成泛巴区域对外宣传的文化IP，打通巴文化研究、传承创新、传播推广等环节，形成对外传播的全方位格局。

以上是我对今后巴文化研究阐释需要关注的几点不成熟的见解，不妥之处，恳请各位听众指正。